古玩市场发现武功

1、古玩市场发现武功，曾侯乙墓出土了举世闻名的编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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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十年来，在河南、湖北间的南阳盆地南部和湖北枣阳、随县一带的随枣走廊陆续出士不少西周晚期曾国铜器和其他文物,特别是一九七七年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所出文物之丰富和精美是空前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但是,这个先秦时代的曾国,文献上不见记载,因此它成为个谜。

目前学术界有两种主流观点：

曾国是否即是随国?学者李学勤提出的一个主要理由,认为从河南新野、湖北京山、枣阳等地出土的曾国铜器来看,多属于曾侯子弟的墓葬,只有随县均川出土有曾国国君“曾伯文”的铜器,随县近郊发现了曾侯乙大墓,国君的墓葬应该在其国都,而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

这个理由,我们认为是不充分的。

第一,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国君墓葬不一定在国都。许多小的诸侯国由于封地狭小,国君墓葬只能在国都附近。较大的诸侯国,往往有特定的国君墓地。

例如春秋时代鲁国国君,墓地就不在国都曲阜而在阚(《左传·定公元年》及杜注),阚在今山东嘉祥北,曲阜以西一百多里。又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列举秦的国君葬地,其中不少不在国都。类似的很多,不列举了。

第二,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的国都在西阳而不在随。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记载,楚惠王得到来自西阳的讣告,因而为曾侯乙制作宗庙用的编钟等礼器,送到西阳进行祭奠。可知曾侯的宗庙在西阳,当时曾的国都也必在西阳。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认为西阳即是汉代江夏郡的西阳,并且提出理由说:“薛尚功云器出安陆,安陆与西阳正同属江夏郡。”这个解释是正确的,西阳在今河南光山西南。根据文献,随国始终没有迁过都。

如果曾国即是随国的话,其国都应在随,不可能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石泉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推定西阳“地望或不出今随县、安陆间”,但是这种推测并没有什么依据。

1.随国的文献记载

从文献记载来看,随国原是汉东姬姓诸侯中较大的,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桓公六年》)。但是,它从春秋前期起,逐渐沦为楚的附庸。公元前704年楚大败随国,迫使随“盟而返”(《左传•桓公八年》)。

公元前690年楚又伐随,兵临随都,迫使随人求和结盟,“为会于汉汭而还”(《左传·庄公四年》)。公元前640年随带领汉东诸侯叛楚,楚又出师伐随,“取成而还”(《左传·僖公二十年》)。孔颖达正义认为从此随已成为楚的私属,不再参与诸侯的会盟,因而此后一百多年随国不见于《春秋》经传的记载。

直到公元前525年随才又见记载,这年楚在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左传•昭公十七年》)。正因为这时“随人"已是楚的私属,身份低微,只能担任楚的胜利品的看守者。

公元前506年吴师攻破楚都,楚昭王出奔到随,吴人向随追索,随人向吴答复：“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不败,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左传·定公四年》)说明春秋中期以后随国在楚的武力威胁下,多次被迫结盟,世代订有盟誓,是托庇楚国保护的附庸小国。

2.曾国的考古发掘

考古发现的曾国,显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随国。从河南、湖北两省间出土的曾国文物来看,曾国从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正从南阳盆地西南部新野、谷城太平店,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经枣阳茶庵而东到随县西南、京山东北。石泉据此断言曾国是西周时期“汉阳诸姬”的封国之一,认为南阳盆地南部曾是曾国的居地,这一带正在汉水以北。一般认为,这个断言是可信的。

但是,石泉又认为随国也是由南阳盆地迁入随枣走廊的“汉阳诸姬”之一,并深人到随县一带,因此进一步断言曾国即是随国,这就缺乏依据了。曾国在西周晚期和春秋前期占有领土是较大的,直到春秋中期也还不小。

这显然和随国在春秋中期已成为楚国附庸的情况不同。从随县近郊发现战国初期曾侯大墓来看,可见直到战国初期,曾国还是个拥有较大经济力量的独立的诸侯国,并没有沦为楚国的附庸。墓中出土竹简记载曾侯乙死后,赠车的人有楚王、太子、令尹以及楚的封君如鲁阳君、阳城君、坪夜君等。与此同时楚惠王还专门铸造编钟来作为曾侯宗庙中的礼器。

楚王以及楚的封君给与曾侯这样高的礼遇，正说明这时曾侯还保持诸侯的地位。与担任楚国胜利品的看守者的“随人”显然地位不同。再从其墓中显示身份等级的九鼎八簋之类铜礼器以及编制庞大的整套编钟、编磬来看,从其墓中出土竹简有大批与楚国大臣相同类型的官名来看,显然也证明这时曾侯具有诸侯的身份。

石泉认为一国两名的现象在古代不乏例证,如商又称殷,吕又称甫,楚又称荆,魏又称梁，韩又称郑,“曾又称随,自亦相类”。

一般认为,不能这样凭空作类比。古时一国两名,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多数由于迁居或迁都,这在文献上都有明确记载。但是所有出土曾国铜器铭文都一律称“曾”,而所有文献记载讲到随国的又一律称“随”,丝毫看不出其中有一国两名的关系。我们认为,以考古发现的曾国和文献记载的随国来看,随国在西周时已存在,曾国也在西周时已与随国同时并存,不可能是一国。

曾,在古书上作“缯”或“鄫”。《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将要灭亡之前,郑桓公问史伯说:“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为了具体说明当时形势,曾列举成周周围的诸侯国,他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即楚)、申、吕、应、邓、陈、蔡、随、唐。”这九个,就是当时成周以南的南方较大的诸侯国,包括随国在内。

1.文献中缯或鄫国的地理位置

排列次序,大体上按强弱为先后的。随是九个中较弱的。史伯还谈到:“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当时申是南方的强国,在南方九个强国中,仅次于楚国,同时申又和缯、西戎联合,因而成为个强大力量,足以把西周灭亡,所以史伯一方面说“申、吕方强，把申、吕列入成周以南的九个强国之二,另一方面又说:“申、缯西戎方强”。《国语·晋语一》记载史苏说:“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史记周本纪》也说:“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因而西周灭亡。

这个跟从申国一起联合犬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当即曾国。这个参与灭亡西周战役的曾国,韦昭《国语注》和张守节《史记正义》等,都认为是姒姓,就是春秋时代在今山东苍山西北的鄫国。但是,这个在山东苍山的鄫国怎么可能长途跋涉跟从申一起进攻在今陕西的西周国都呢?

因此清代一些学者就认为曾国原在申国附近,后来才迁到东方的。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说:“当是时,申国初受改封之际,国于谢(按指周宣王分封申到谢),在楚方城之内,度缯国必与之相近,故得偕举兵。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其故墟乎?”

事实上,古代有两个姒姓曾国,一个在东方,即在今山东苍山者;另一个在南阳盆地南部,与申相邻。并不是一个曾国从南阳远迁到了东方。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收入《古史考存》),根据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出土曾姬壶,指出姒姓曾国之外,另有姬姓曾国,是正确的。姬姓曾国不知在何处。

我们认为,高士奇推定西周时代曾国原在南阳盆地和申国相邻,即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一带,是十分正确的。

《左传·哀公四年》说:楚国三大夫“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可知缯关靠近方城。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推定增关在裕州,即今方城一带。此地与申国(今南阳西北)正好邻近。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有力的证据。《荀子·尧问》说:“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杨倞注:“缯与鄫同。缯丘,故国。封人,掌疆界。”“丘”与“墟”同义,地名缯丘,就因为是缯国旧都所在。

杨倞解释为“故国”,是正确的。缯丘当与缯关相近,缯丘正当楚国北方的边界附近,所以那里有掌疆界的“封人”。既然西周时代曾国的国都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缯丘一带,那么,在今河南新野发现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铜器和文物,就可以理解了。

这个曾国,毫无疑问,就是跟从申国一起召来西戎、把西周灭亡的缯或鄫国。从《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来看,这个曾国,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和随国同时并存,因此曾国决不可能就是随国。

申国乃是申被周天子分封于今南阳的诸侯的另一支。这个联合曾侯、许文公“立平王于申”的申,显然不是被称为申戎的西申而是在今南阳的作为诸侯的申。许国在今河南许昌东,正当今南阳的东北,因而能够和申、曾两侯一起拥立平王于申国。

2.缯或鄫国就是曾国的文献证据

从此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曾侯,一定也在今南阳附近。在楚国势力扩展以前,曾国有个比较大的发展时期,它以南阳盆地南部为中心,向北控制着通向中原的要道“夏路”的门户,即所谓“缯关”;向东南进入随枣走廊,包括走廊东南端的邻近地带。因此近年来这一带都有西周、春秋之际的曾国文物出土。

看来它的扩展时期并不长,当春秋前期和中期就被强盛起来的楚国势力所抑制。楚国在春秋前期已逐渐强盛,不断图谋北上向中原地区扩展。

它首先图谋控制的是汉水以东地区,当时汉东之国以随国较大,因而楚武王就以征服随国作为目标。楚国在征服随国、控制汉东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图谋占领汉水东北的南阳盆地作为北上争霸的根据地。

当时南阳盆地以申国最大,楚文王就联合巴国讨伐申国,灭申后接着又向东攻息(今河南息县西南),在公元前680年灭息,并把申息同时改为县,以汝水为边界,把方城和申、息一带作为边防重镇。

此后经常调动申、息之师北上与中原大国相抗衡。这时曾国虽然没有被楚灭亡,曾国的政治中心肯定已从南阳盆地向随枣走廊转移了。曾国原来在南阳盆地的领土当已被楚国占有,曾的旧都一带已成为楚的边防要地缯关和缯丘。

至于南阳盆地东南的随枣走廊及其以东地区,已在楚国势力包围圈之内,已非战略要地,因而从南阳盆地向东南转移的曾国能够继续保存下来。

根据楚王熊章钟铭文,战国初期曾国国都当在今河南光山西南的西阳。根据曾侯乙大墓的发现,当时曾国又以湖北随州西北郊作为国君的葬地。根据宋人记载,楚王熊章钟又曾出土于湖北安陆。看来这时曾国统治中心又进一步向东迁移。在今光山、随州和安陆之间,虽多山区,但是西阳沿潢河流域,随州和安陆又沿涢水流域,可以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立国之地。

这时曾国的继续东迁,该是为了对楚进一步的退让。看来这时随国已被楚灭亡,即使没有灭亡,也已很弱小了。

随县西北郊发现的曾侯乙大墓规模很大,出土文物多达七千多件,其中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礼乐器,不但在同时期墓葬中是罕见的,而且在同时期同等身份的诸侯国君主墓葬中也是罕见的。这就可以看到当时曾国的经济、文化有着较大的发展。

曾侯乙钟有长篇的乐律铭文,列举了春秋战国之际楚、晋、周、齐、申等国和曾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情况,说明曾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常有往来,而且在统治者相互往来中很讲究礼乐,正因为它长期与各大国之间有来往,很讲究礼乐制度,除了有九鼎八簋等表示诸侯身份的铜礼器之外,还有编制庞大铸有长篇乐律铭文的整套编钟、编磬。这些决不是世代成为楚的附庸的随国所能有的。

从出土文物看,当曾侯乙去世时,楚惠王会特别制作曾侯乙宗彝送到曾的国都祭奠;当曾侯乙下葬时,楚国从国王到封君、大臣都分别赙赠车马等礼物,连宋国掌权大臣司城也来赙赠,这也不是长期沦为楚国附庸的随国国君所可能得到的礼遇。

当然,曾国对于楚王是极其尊敬的,因而尊称为“王”,但是我们不能仅凭这个称呼,就断定“曾侯已完全附属于楚,其实际地位大概和鲁阳公、阳城君等人差不多”。

总之,我们认为只有把铜器铭文中的曾国,看作即是文献记载上的缯国或鄫国,才能对考古中发现的曾国遗迹作出合理的解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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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知道晚清狂人王闿运吗？

你知道晚清狂人王闿运吗？

王闿运，一个从未成为过大佬，却始终在大佬圈中转悠，被大佬们视为“座上宾客”的晚清名士。“王闿运谁呀？”一般人看到这个名字，可能就会冒这一句话来。若是你对太平天国感兴趣，这个“闿爷”，你又绕不开。

自古以来，但凡有点名气的士人，都有点脾气，但像王闿运这般嚣张的士人，绝对不多见。他的狂，不仅仅在于对晚清、民国大佬们的不屑，不仅仅在于对洋人的著名评价，更多的是他对待私生活的态度和行事风格。

咸丰七年，湖南补办二年、五年两界“乡试”，王闿运考中咸丰二年第五名举人，一时间声名鹊起，被当时的湘军将领们追捧，甚至还受到了湘军统领曾国藩的厚待。

咸丰九年，王闿运前往京城参加“会试”，落第后被当时的咸丰帝智囊肃顺看中，成为了智囊的智囊。如果没有后来的“辛酉政变”，成为同治帝顾命大臣的肃顺或许会给王闿运一个大大的将来。但自肃顺被慈禧太后下令绞杀后，原本就被贴上“肃党”标签的王闿运，还撰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被杀辩解，这下几乎直接斩断了王闿运的仕途之路。

被专断了从仕可能的王闿运，再次转投曾国藩，成为曾国藩的幕府；光绪年间，又受四川总督丁宝桢（就是那个处死大太监安德海的丁宝桢）邀请，于四川执教；而后，退回湖南，教书为生。

光绪三十二年，湖南巡抚向朝廷上书表彰王闿运之德行，朝廷特受其“翰林院检讨”；宣统年间，加封为“翰林院侍讲”。这就是王闿运于晚清时期的最高官职，一个从五品，比副厅级还低的虚职官衔。

1、光绪二年，担任首任清朝驻英国公使的郭嵩焘临行之际，他的老乡王闿运来为其送行，并希望郭嵩焘能用孔孟之道，将英国教化，让这个“海岛”从此走上德化之路。

这一次，王闿运还只是将英国说成是“荒远海岛，更无一经书文儒照耀之地”；在之前的论述中，他甚至认为洋人根本不算人，只是通了点人气的“鬼类”而已。

2、考中举人以后，刚刚创建了湘军的曾国藩将王闿运请到府中，而且明确特许“不做清客不受事，来去自由”的待遇。只是，当时的曾府高朋满座、能人云集，王闿运不免受到了些冷遇。

如此狂人，怎能受此冷淡态度，于是便立即打点行李，转身就走。就连曾国藩事后希望邀其宴饮以表歉意时，王闿运也是不依不饶，以“远途而来，不为饭尔”为由，正面拒绝，一点不给面子。

3、有了正面怼曾国藩的名声，王闿运的名声大噪，晚清另一位“狂人”左宗棠甚至给出了“太过狂悖”的评价。等到如此评价传到王闿运的耳中，王闿运竟然也不惯着，提笔成信，立即予以了反击：

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

王闿运狂妄，但他的狂妄中可是包含着乱世生存的大智慧，来来往往，台上台下，他从来只是嘲谑，却从不真正发出恶声，如此，即便是当权者，对他顶多只是摇头，却从无憎恨之意。腹中有帝王学的人确实了得，一旦发觉到潜在的危险，道行马上就显露了出来。

晚清狂人王闿运，一个能让曾国藩彻夜失眠的人，一个敢嘲笑民国总统的人，一个幽默风趣嬉笑怒骂的人。

王闿运是读书种子，湘潭名士，文章、诗词、经学无所不通。王闿运25岁考上举人，后虽科场不顺，但文名远播。他先后结交了湘中第一儒将曾国藩、朝中第一大臣肃顺、蜀中第一总督丁宝桢，他不过一介书生，却得到了这些人深厚的交情。肃顺被慈禧太后凌迟处死后，人们纷纷与他划清界线，独王闿运记得恩情，放言：“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人人骂肃顺是逆臣，我却认他为府主。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朋友说话，书生意气溢于言表，忠肝义胆也溢于言表。

“帝王学”是王闿运的独门绝学，他也以此学游说于晚清官场，成名于庙堂江湖。按照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的说法，所谓帝王之学，“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络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王闿运曾凭他的这手独门绝学，让权臣曾国藩彻夜失眠。

据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从1860年6月初到8月中旬的两个朋多间，王闿运曾到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大本营，与时任湘军大帅、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有过14次绝密深谈，曾国藩在7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一个布衣书生的一席谈，为何竟让这位朝廷重臣“夜不成寐”呢？自是惊天大事，如宋朝那位秀才向成都知府鼓动的：“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乃定国安邦之计、城头变幻大王旗之策。

王闿运果然在游说手握重兵的曾国藩谋求自用，建议他佯攻太平军，慢下战争的节奏，形成清政府、太平军和湘军三足鼎立之势。清朝早已腐朽，太平军眼光短浅，而湘军如日中天，坐山观虎，待时而动，最后收拾旧山河，这天下改姓爱而姓曾，不是没有可能。

结语：纵观煌煌国史，做父亲的能有如此言辞，恐怕也只有王闿运一人而已。所谓“乱世出英雄”，于晚清的动荡时期，“狂人”、“能人”也叠不出穷，盛名之下的王闿运，未能于仕途大展身手，只得以“轻狂”、“傲慢”横行于世，反倒引来了晚清大佬们的青睐。只不过，就王闿运私生活中的特殊爱好，对女儿的雷人规劝，确令人匪夷！

3、暴晒汉武帝尸体是真的吗？

董卓是东汉末年动乱的序幕。在遭受十常侍之乱后，大家还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董卓便已经悄然掌控了整个帝国。作为政治斗争的门外汉，董卓并没有显现出他能力不足的一面，相反董卓依靠武力反而唬住了那些善于政治斗争的官僚集团，但是董卓对于自己权力的巩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最终还是和官僚集团闹掰，酿成了18路诸侯讨伐自己的状况。面对这种政治上的动荡董卓进输了，也赢了，输了，输在他被迫抛弃洛阳迁都长安，挟持汉献帝向西逃窜。

说董卓赢了那是因为董卓依然是大汉丞相，权倾朝野，是整个帝国实际上的掌控者。18路诸侯在洛阳赶走董卓之后，便陷入相互纷争的状态当中。董卓趁机分化18路诸侯也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董卓直属的部队来自于西凉。在被迫迁都之时董卓一方面不给18路诸侯留下任何财富之外，还做了在那个年代谁都想做，但却不愿意说的事情，那就是挖汉朝皇帝的陵墓，其中汉武帝的陵墓被称为茂陵，内部的葬品十分丰富，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皇帝陵。

从汉武帝16岁时起就着手修建自己的陵墓，整整修建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汉武帝驾崩那一年才草草竣工。内部存放有大量的书宝和古玩字画。大量的陪葬品都埋藏于陵中。当时周边国家向汉武帝所贡献的诸多奇珍异宝也埋藏于地下。也正因如此，历朝历代的篡位者在掠夺财富和充当军费的过程当中，挖掘前朝皇帝的陵墓成为一个必要的选项。尤其是汉武帝的茂陵。其实董卓并不是第一个搜寻茂陵珍宝的人。在汉武帝驾崩后的第三年茂陵就被到。赤眉起义经过长安时，茂陵也未能幸免。

董卓被迫撤离长安，再一次遭到洗劫。 董卓虽然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为了躲避18路诸侯联军的追逃。但在战略转移过程当中，董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在东汉的首都洛阳不曾拥有的，而这些财富基本上全都来自于汉朝皇帝的陵墓之中。自然董卓也并不是第一个动这种歪心思的人，实际上之后的曹操等人在战乱年代为了收集军费，大多都将皇帝的陵墓作为填补军费的方式之一。但是并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董卓暴晒了汉武帝的尸体。

更多的是后人的一种附会因为当时各路军阀偷陵墓，更多的是为了增加军费。巩固自己的政权，而如果当时董卓暴晒了汉武帝的尸体恐怕要面临更为严重的政治风险。盗取陵墓当中的奇珍异宝，在当时并非只有董卓一人那么做过。因此偷一些珠宝，其他人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董卓暴晒汉武帝的尸体。董卓即便携天子以令诸侯，也难以保存在政治上的优势。董卓应该没那么傻。但如果董卓另有目的我们也不确知。

4、东陵真实盗墓事件？

盗墓的起因是在1928年春，原奉军收编的马福田率部叛逃，直奔清东陵旁的马兰峪，蓄意长期挖坟盗宝。当时国民党北伐至冀东一带，发觉此地散匪众多，便派遣了孙殿英部前往剿

然而孙殿英一到了冀东，就对埋下无数金银珠宝的清东陵动了心思，起了盗墓的想法，一是为了借机搜刮一些财宝，二是顺带筹集剿匪的资金。他见马福田已经盘踞在清东陵附近，就借着剿匪这个理由，赶跑了马福田与他的部队，接着顺势就驻扎在了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的蓟县马伸桥。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守护，而且还有八旗旗兵驻扎。然而随着世事变迁，清东陵也逐步落入了北洋军阀的掌控之中。此时的护陵人员也渐渐沦为虚职，甚至还有与外界人员串通盗取清东陵内的财宝的现象发生。

1928年6月，孙殿英武力强制马福田的部队撤离后，便开始了初期盗墓的筹备工作。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

盗墓之前，孙殿英先致函遵化县知事，以体谅地方疾苦、不忍就地筹粮为由，要求遵化县代雇骡马车三十多辆，以便从其他地方装运军粮。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

墓门被撬开，士兵们手忙脚乱的开始往外搬这些陪葬品，三十多辆马车负责运输，每一车都满载皇室的金银珠宝，其中的价值无法估量，几乎全都是稀世的珍品。而孙殿英率领的匪兵一开始并不知道地宫的入口，整个清东陵几乎都是他们挖掘的痕迹，这对清东陵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

自东陵被盗后，清室遗臣多次到卫戍司令部要求严惩盗陵凶犯，各界人士纷纷电请政府，要求从速秉公处理，北平总商会请求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此案。

然而主犯孙殿英被人点悟，将盗来的贵重宝物，纷纷打点给当时手握大权的军阀权贵们，因此即便外界舆论压力颇大，但孙殿英还是得以逍遥法外，甚至还依旧上了战场。要犯谭温江也被保释出狱，这一招出钱摆平事的技巧，孙殿英是演绎得炉火纯青啊！留下那些忠心耿耿的满清遗老们气的干瞪眼，却也无能无力。

之后孙殿英不但没有被问责，反倒是提任安徽省主席、暂编第五军军长。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和庞炳勋投敌新五军。日本投降后，他又成为"曲线救国"的"忠臣"，被委派为先遣军总司令，与人民解放军为敌。而这个"墙头草"一般的卑鄙小人，20多年来一直逍遥法外的盗陵主犯，最终在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被解放军生擒，后病死于战犯收留所中。自此，清东陵被盗一案总算是有了一个定论，幕后主谋也终于被绳之以法了。

一个盗取了皇室陵墓的盗墓贼，却可以逍遥法外二十余年，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迂腐。而清东陵被盗，无疑是近代中国的巨大损失，其中许多稀世珍宝都流散在了各处，更有许多有研究价值的文物没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5、世界上真实存在少林寺么？

真实存在

当然有少林寺，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登封的嵩山，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禅宗祖庭，由于其坐落嵩山的腹地少室山下的茂密丛林中，所以取名“少林寺”。

少林寺在唐朝时期，享有盛名，以禅宗和武术并称于世。民国时期被军阀石友三几乎焚毁殆尽。现任少林寺方丈是释永信。

除了河南郑州嵩山少林寺之外，经考据后证明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位于福建的少林寺，被称为“南少林”。关于南少林所处地点，共有莆田少林寺、泉州南少林寺、福清少林寺三种说法。

少林寺，又名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位于河南郑州市登封城西少室山。【少林功夫】少林功夫是汉族武术中体系最庞大的门派，武功套路高达七百种以上，又因以禅入武，习武修禅，又有“武术禅”之称。少林武术发源于嵩山少室山下丛林中的“少林寺”，该寺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根据《魏书》记载：“又有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给衣供。”唐初，少林寺十三僧人因助秦王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有功，受到唐朝封赏，而被特别认可设立常备僧兵，因而成就少林武术的发展。少林寺因武艺高超，享誉海内外， 少林一词也成为汉族传统武术的象征之一，如古龙小说中的“七大门派”即为“少林、武当、昆仑、峨嵋、点苍、华山、海南”等派别，其中少林即位居第一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