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市古玩古董银币

1、朝阳市古玩古董银币，有哪些文物珍宝曾被当做了一文不值的废品和垃圾？

废品回收站各种废品堆积如山，经常有人会在里面翻找，进行回收再利用。文物都是珍藏在博物馆，两者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其实有很多文物是从废品收购站中翻寻出来的，不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是那国宝级的文物。

文物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的文物。中国的文物历经了沧桑，有很多流失在民间。当时普通老百姓都还不重视旧货，珍贵的瓷器用来盛盐或者喂猫喂狗，或是跟破报纸、旧书本一起当作废品卖了。因此有着大量的文物散落在废品收购站，当然现在是没有了，不过在农村依然还是有着不少的收购老物品的小贩。

1、何尊

何尊是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何尊是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重14.6公斤，最重要的是上面的铭文，122字铭文中有“宅兹中国”，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件国宝级文物曾一度流落在废品站，被博物馆干部以30元的价格收购。

陕西的历史非常悠久，人们不经意间就有可能刨出文物。上世纪60年代，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的村民陈堆租借了隔壁的两间房子居住，在一次暴雨后，发现后院土崖上有亮光，就刨出了个铜器。陈堆对这个铜器并没有太在意，离开陕西时交给了陈湖保管，陈湖也没有太在意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换了30元。其实，在60年代30元也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了。

宝鸡市博物馆干部佟太在闲逛收购站时，发现了这件铜器。佟太注意到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不一般，觉得是件文物，告诉了馆长。馆长让保管部主任去查看一下，主任也断定是珍贵文物，就以当时收购的30元买回了博物馆。这30元花的确实太划算了，经确认是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上面是精美的饕餮纹，因此成为宝鸡市博物馆收藏的第一件青铜器。这件青铜器更是凭借精美的造型图案，意义重大的铭文，成为国宝级的文物。

2、新石器时代陶鹰鼎

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后期仰韶文化的陶器，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陶鹰鼎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是农民殷思义犁地时发现的。殷思义犁地时发现了一件黑色的陶器，他并没有觉得是什么值钱的物品，带回家当了喂鸡的盆子。后来，考古队在华县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殷思义觉得自己挖出的陶器是个文物，就把当作鸡食盆的陶器交给了考古队。考古队发现后，震惊地发现这竟然是新时期时代的陶器，又在殷思义的田里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代古物。在发现的新石器文物中，陶鹰鼎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有着独一无二的鹰首造型，是新石器时代最杰出的鸟兽器形。

3、秦杜虎符

虎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杜虎符是秦国的兵符，现存最早的调兵凭证。虎符分为两半，上有金字铭文，杜虎符左半符在杜地军官手中，右半在秦国国君手中，调动超过50人的士兵就需要两半合在一起。

秦杜虎符出土于西安市山门口镇北沈家桥村，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沈家桥村少年杨东锋平整土地发现了一个动物形状的金属硬物，因为太轻不值钱就一直当作玩具。经过摩挲露出了上面的金字，杨东锋非常好奇去了文物商店打听，店员也不清楚，让他去博物馆问下确认了是文物。当时杨东锋就要求一套军服，不过博物馆并没有军服，给了他几十块钱。现在这件虎符早已是价值连城，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4、西汉皇后之玺

西汉皇后之玺是西汉玉器，汉代皇后玉玺的唯一实物资料。西汉皇后之玺非常小巧，2.8厘米的正方形，通高2厘米，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上有匍匐螭虎形，下有阴刻篆书“皇后之玺”。在历史上，无论是皇帝玉玺，还是皇后的印玺，都是无价之宝，这件西汉皇后之玺被列为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陕西遍地是文物，一砖一瓦都有故事”，在路上捡个石头就有可能是古代印章。西汉皇后之玺就是在陕西发现的，正确来说是捡到的。1968年，咸阳市韩家湾13岁的孔忠良放学回家发现一块发光的白色小石头，就装进书包带回了家。回家他父亲查看后，觉得是件文物，就交给了陕西省博物馆。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上好的和田羊脂白玉，上面雕刻的是螭虎，更令人震惊的是四个篆体字“皇后之玺”。这个小石头竟然是皇后的印玺，在文物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经过专家经过查阅许多古代文献，确定这是西汉吕后的“皇后之玺”，价值连城。不过孔忠良和他父亲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印玺后，依然没要任何报酬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博物馆。当时也没有什么表彰，博物馆只给了他们20元的回家路费。

5、西魏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

多面体煤精组印是由煤精制成的多面体印章，南北朝西魏时期的文物，是西魏大柱国独孤信的印章。独孤信是西魏、北周时期名将，战功赫赫，他更是“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大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儿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被追封为元贞皇后，七女儿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历经北周、隋、唐三代。独孤信的职务太多了就有了这样的多面体印章，有14个正方形印面镌刻印文，刻有“大司马印”、“大都督印”、“刺史之印”、“柱国之印”等。

多面体煤精组印出土于陕西省旬阳县，与西汉皇后之玺一样，它也是被捡到的。旬阳县的一名中学生宋清在回家的路上捡到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但这块石头是煤中之王墨玉，更是稀世珍宝多面体印章。宋清把这面印章交给了国家，现在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到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陕西悠久的历史。刨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陶鹰鼎、秦杜虎符，在家里发现了西周青铜器何尊，路上捡到的石头也是西汉皇后之玺，西魏煤精组印。

6、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文化玉龙是新石器时代岫玉，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是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雕龙”的国宝文物。

红山文化玉龙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是农民张凤祥发现的。1971年，张凤祥在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里面摸出了一个钩子样式的东西，就带回了家。回家后，张凤祥就扔在了家里，他的弟弟才六七岁，就天天拖着玩，慢慢拖出了光泽，能看出是一件玉器。张凤祥就带着去了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的干部花了30块钱收了下来，当作普通文物锁在了箱子里面。

八十年代的时候，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考古人员在牛河梁发现了两个精美的玉猪龙，翁牛特旗文化馆的馆长听说后，觉得他们收下的玉器也是珍贵文物，去北京找了专家鉴定，确定是5000年前红山人精心制作的玉器。这件玉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7、西周班簋

簋（guǐ），是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礼器。西周班簋是西周周穆王时期的青铜器，曾经被清宫收藏，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被抢出皇宫，流失民间。

七十年代，西周班簋被毁成大小不一的碎片，送到废品回收站，差点被回炉。北京文物清理拣选小组发现碎片后，整理送到故宫文物修复厂重新修复，现收藏在首都博物馆。

西周班簋有着高超的制作工艺，造型精美，在其中还有周成王伐东夷国的铭文，非常有价值。

8、牺首兽面纹铜尊

牺首兽面纹铜尊是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体现了商代青铜器极高的艺术与科技水平。这个铜尊是湖南的文物工作者在废铜收购站偶然发现的，发现时已经严重破碎，后经修复才重现原貌，是同类铜尊中最高大的一件，现收藏在湖南省博物馆。

9、高子戈

高子戈是春秋时期青铜兵器，全国一级文物，收藏在临淄齐故城博物馆。

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高子戈出土于临淄区敬仲镇白兔丘村，1970年15岁的高洪智和两个同学在村边的淄河边玩耍，在一个墓旁边发现了一个陶罐。三人打算挖出些东西换点零花钱，挖下去发下了一些青铜兵器，其中就有完整的高子戈。三人把挖出来的物品当作铜卖给了废品站，一共卖了5.97元钱。此后高子戈历经辗转，收藏在齐国历史博物馆。1986年，高洪智参观博物馆时，惊诧地发现正是自己十六年前自己卖给废品站的青铜器。

10、战国鸟盖瓠壶

鸟盖瓠壶是战国时期的青铜酒壶，国家一级文物。鸟盖瓠壶造型非常独特，壶盖是一只鸟的形状，壶腹呈瓠瓜形，上面有生动形象的装饰，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这件珍贵的文物曾一度被当作废铜烂铁，是在废品站拣选出来的，现珍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11、《寒切帖》、《干呕帖》

《寒切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是王羲之晚年的草书作品。王羲之被誉为“书圣”，他的作品备受历代推崇，《寒切帖》也一直为后世所收藏。《寒切帖》历经辗转，在上纪六十年代出现与天津市河西区太湖路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当时这个帖子差点被熔为纸浆，幸亏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刘光启所发现，从落款而认出这是王羲之的《寒切帖》，才留了下来，现在珍藏在天津博物馆。

《干呕帖》也是王羲之的作品，五代至北宋时期的临摹本，国家一级文物。这件帖子在清朝时收藏在故宫，清朝末年溥仪去东北时被带出宫，流落在民间，文物界一直苦苦寻找。上世纪六十年代，刘光启在大纸堆中发现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现珍藏于天津博物馆。

12、匈奴王冠

匈奴王冠又被称为鹰顶金冠，是匈奴酋长的金冠饰。王冠上立有一展翅欲飞的雄鹰，浮雕为四只狼和四只盘角羊组成的咬斗图案，代表了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草原瑰宝”。

匈奴王冠出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是一个年近八旬的拾荒老人捡到的。很多文物深埋地底，历经岁月侵袭，逐渐露于地表，四羊方尊是这样，匈奴王冠也是一样。1972年，76岁的老人王美子在沙窝子里挖土龙骨，发现了不少三棱形铜箭头和一根铁棍，铁棍上还有一些金片。王美子知道下面有金器，但他认为外财不能独得，于是叫来儿子和邻居五人一起发掘。

匈奴王冠是金饰品，所以并没有当成废品。以前的百姓虽然不重视文物，青铜器人们不认得，但真金白银谁也知道珍贵，王美子五人把发掘的金器到伊盟杭锦旗人民银行卖了。当时保护文物的意识很差，不仅没上报，为了金子的纯度还帮忙把镶嵌的玛瑙、玉石、松石等镶嵌宝石砸下来，并且鼓励多挖多卖，有多少收多少。直到后来一个职员反映到文教局，才引起了重视，收回了文物，在墓地发现了200多件匈奴王金银物。鹰顶金冠饰是这批遗物中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王冠，现收藏在内蒙古博物院，是镇馆之宝。

宝物可遇不可求，这样曾一度散落的文物还是有很多的。四羊方尊曾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丢弃在湖南银行仓库的木箱中十几年，西周虢季子白盘也一度被当做马槽，文稿书画更是有着很多，这些珍贵文物能再次被发现也无疑是很幸运的。

2、你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是啥呀？

思念。

3、现在还有没有盗墓贼？

“我是6000年前的那个挖墓人转世，我转世盗墓就是为了让红山文化重见天日。”姚玉忠站在被告席上依旧不忘神化自己。他作为“红山大案”的头号主犯，也确实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盗墓案的几个之最，不仅涉案人数多达225人，而且还追回文物2063件，价值逾5亿。

不过53岁的姚玉忠借“转世”神化自己的同时，也认为自己被抓冥冥中自有天定。公安部为侦破“红山大案”成立“11.26”专案组，没成想这日正是姚玉忠的生日。而警方抓捕姚玉忠是在凌晨三点，又恰逢姚玉忠降生的时辰。还有姚玉忠的落网地点是在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的天义宾馆。

难道这一切真的是“天意”所归吗？姚玉忠从盗墓到被捕，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姚玉忠的犯罪脉络，是从老家内蒙赤峰一路盗向辽西的朝阳。“转世”不过是姚玉忠惑众伎俩，但还是有人将其奉为“盗墓界的祖师爷”、“关外第一高手”。

甚至还有人盛传姚玉忠是祖传的摸金校尉，深得父亲真传，习得“寻龙点穴、求风问水”绝技，可以凭借天象、星斗的位置以及手中的罗盘，就可在方圆百里确定一座古墓位置。

外界将姚玉忠传得神乎其神，其实姚家祖传的是篾匠，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织席贩履，而姚玉忠的盗墓技术纯属自学而成。

1962年，姚玉忠出生于内蒙赤峰宁城县新房村一普通农家。父亲除了种地外，就靠编筐技艺养活家中七个孩子。

姚玉忠在家排行老三，自幼聪明机灵，不仅经常走村串巷贩卖皮子、猪鬃之类物品，属于村中头脑活络的人物，而且特喜欢读书，虽只有小学文化，字都未认全，却看过很多“风水”、“易经”之类的书籍，对天文、地理颇有研究。

其实姚玉忠自幼喜欢研究风水，皆与老家的地缘文化有关。赤峰顾名思义就是“红山”，相传远古时期，西王母欲惩罚犯规的九位仙女，吓得九仙女慌乱间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落人间，形成九座红色的山峰，所以红山又名九女山。

1930年，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在赤峰一带考古，曾发现许多陶片与古代文明遗迹。后来梁思礼将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辽河流域因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称为“红山文化”。目前这里已发现墓葬、陶窑、祭祀等1000多处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石器以及精美玉器。

可想而知赤峰历史文化底蕴之丰厚。譬如1971年赤峰出土的“红山玉猪龙”，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龙的形象。而姚玉忠所在的村庄新房村，更是随时都有可能看到古董。

据说在新房村，每逢暴雨过后，就能在山上捡到石器或陶片，运气好的还有可能会捡到完整的器皿或玉器，那可都是距今几千年的老古董。

其实这都与红山墓葬习俗有关。红山时期的氏族墓葬形式主要是“积石冢”，也就是用许多石块垒起来的石棺墓，然后再选择埋在高山或山丘的顶部。

这种墓葬一般埋得不深，所以历经几千年风雨，许多墓室经过风化、水土流失或开垦等地质变化，就很容易被发现，以致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玉器等随葬品散落民间。

但当地村民意识不到这些古董价值连城，往往随意毁坏，或是廉价换两袋米面。而头脑灵活的姚玉忠却从中意识到了，一个比当篾匠来钱快千万倍的办法～盗墓。

姚玉忠认准这条路后，除了看书学习外，还热衷于“实地考察”。牛河梁遗址公园、赤峰博物馆、故宫以及清东陵，甚至赤峰、深圳、北京等地的古玩市场都是姚玉忠的重要考察场所。他一方面将书面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研究墓葬形制特点；另一方面则通过多看实物，以提高自己的文物鉴赏能力。

不明所以的村民们看到姚玉忠衣着谈吐变得儒雅，不再像农民或小商贩，只以为他迷上了旅游喜欢出去见世面，却未料姚玉忠正在暗中储备盗墓技能。

姚玉忠考察归来后，将理论结合实践，又喜欢上了“爬山”，没事儿就到建平县和凌源市的一些山上转悠，有时一待就是一天。就在姚玉忠被捕的前一天，他还去山上看了一次。其实这就是盗墓圈所谓的“踩点”或“点穴”。

随着红山文化兴起，许多来自西安、洛阳的盗墓者蜂拥而至，但他们都没有盗掘成功。其实并非他们水平不行，而是他们不了解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墓葬特点。

红山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当时还没有金属工具，墓葬中皆是陶器、玉器，并无金银以及青铜等金属器皿，所以一般盗墓者拿着现代金属探测仪，根本就找不到那些积石冢的位置。而姚玉忠却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高科技工具准确定位。

据新房村村民回忆，姚玉忠少时与发小们一起放牛，经常玩一个游戏，就是一个孩子在山包这边，耳朵贴在地上，另一个孩子几十步外跺脚，趴在地上的孩子可以听到土层中传来的“咚咚”声。别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姚玉忠知道此处下面有古墓。

由此可见姚玉忠对墓葬文化悟性极高，再加上后期潜心学习，可以说吃透了红山墓葬的特点，不仅可以准确定位墓葬，而且还能知道墓主人身份是平民还是上等阶层，所以总能找到比别人出货多的古墓。

牛河梁地区的16个红山文化遗址，都惊人地呈现北斗七星的排列布局，可见古人是按照风水学来选定墓址。虽说历经几千年，红山遗址的地质与外部环境可能有变化，但星象不会变，所以姚玉忠就是先凭借星象、风水确定古墓的大致区域，然后再借助民间传说与资料进一步确定古墓大体位置，最后再用其特制的“扎子”探土，最终断定积石冢具体位置。

姚玉忠所用的“扎子”与“三维立体成像仪”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相比，简单又特殊。“扎子”是由多截钢筋连接而成，不仅携带组装方便，而且性能也要比传统的洛阳铲要高。姚玉忠将“扎子”扎进土里拔出后，通过观察扎头上土层颜色变化，判断下面是否存在“活土”，继而推测下面是否有墓葬。

一般情况下，姚玉忠白天踩点，用“扎子”发现古墓后，当天晚上就开挖。而且姚玉忠比别人高明的是，他还经常随身携带一包草籽。

姚玉忠盗墓多选在夏秋草木生长旺盛之际，每次盗墓就像给墓葬做一个“微创手术”，然后临走时除了回填盗洞，有时还会撒下一把草籽，用不了多久，盗洞口处就会草木茂盛，以免被人察觉。

姚玉忠的这些神技以及盗墓极高的成功率，在同行兼合伙人冯杰的渲染下，一度成为盗墓圈中多人膜拜的“祖师爷”。所以“红山大案”打掉的12个盗墓团伙中，有9个与姚玉忠有联系，许多盗墓团伙头目，以前都曾在姚玉忠手下干过活儿，都幻想有朝一日能像“祖师爷”一般风光，但这位“祖师爷”的人品却不咋地道。

而红山文化因处关外，以前鲜有人关注，盗墓者也比较少，所以姚玉忠的横空出世可以说自成一派，并得到当地盗墓圈推崇。不过据当地落网的盗墓团伙成员反映，姚玉忠比较“贪、毒、狠”，不太能合人。

姚玉忠作案频率相当高，2013年～2014年仅一年时间里，他就参与作案200多起。而他每次踩点，都是独自前往，不允许别人跟随。姚玉忠私下聊天也从不涉及踩点的诀窍，甚至连亲弟弟姚玉飞也甚少传授，以致姚玉飞后来一气之下投奔了冯杰团伙。

即便是挖出“货”后，姚玉忠也常常“分赃不均”。其实每次作案，姚玉忠很少亲自动手，都是在旁边指挥。但到文物快要出土时，姚玉忠就支别人去喝水抽烟，他独自下坑拿小刀仔细刮掉文物上的最后一层土后，将文物装进自己口袋。谁也不知道到底挖出什么“货”，也不知道挖出多少货，都是姚玉忠销赃后给多少钱就是多少。

据同案犯董财供述，他们曾在朝阳市农村公路边的山上挖掘过三个地方，地点是姚玉忠确定，让怎么挖就怎么挖。有一位团伙成员因反复询问出土文物的价值，惹得姚玉忠有些不高兴，他竟当场将一个玉圈与一对儿玉镯砸碎扔进包谷地，并威胁同伙以后爱干不干。

姚玉忠的贪婪逐渐引起他人不满，于是许多骨干成员纷纷另立山头，这也是“红山大案”出现多个盗墓团伙的原因所在。

姚玉忠除了贪婪，还有狡猾的特质。一般盗墓都选在半夜进行，一是因为夜色掩护不易察觉，二是因为行间流传墓中东西阴气过重，出土不能见光的说法。

而姚玉忠选择盗墓时机，除了选择半夜外，大多选在夏秋季节，便于用草皮回填盗洞，而且他每次作案前都要看“天气预报”，有时专门选在下雨前作案，以便大雨冲刷掉作案痕迹。

可以说姚玉忠的反侦察意识相当强，不仅如此，他对自己的“狠劲”也鲜有人堪比。有一次，警方在山上蹲守布控，与盗墓贼撞个正着，可有个盗墓贼宁肯跳崖也不愿被抓，后来才知道此人就是姚玉忠。

姚玉忠那次被摔断三根肋骨，可他怕引起警方怀疑，不敢去医院，竟跑到赌场故意与人起争执，伪造“打架腰部受伤”才去了医院。其实警方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早就知道有个很神、出货很快的老姚存在，但因姚玉忠太过狡猾，警方没有查到更进一步的细节，估计那次如果不是姚玉飞落网，想抓到姚玉忠可能很难。

姚玉忠不仅对自己狠劲儿，即便是同行或合伙人，他同样会下黑手。2014年10月26日晚，王某山等五人在姚玉忠指使下闯进冯杰家中，强行捆住冯杰的手、脚，进行殴打威胁，最终从冯杰的古玩店保险柜中抢走11件红山文物。

因为文物来路不当，冯杰不敢报案，只得让两名心腹暗查到底谁抢了自己。直到落网后，冯杰才知道下手的居然是曾亲密合作过的姚玉忠。

姚玉忠之所以黑吃黑，除了因为分赃不均、以及弟弟姚玉飞投奔冯杰等琐碎矛盾，触犯了他的利益外，最主要是其知道冯杰手中有不少“好东西”，可以用来缓解资金压力。

难道姚玉忠还会缺钱吗？还别说他还真缺钱，据说姚玉忠落网后，司法机关清查其个人账户里居然只有一分钱，其盗掘文物所得赃款都被输在了牌桌上。

姚玉忠在盗墓圈名声显赫，但在赌桌上却是个十赌九输的“老败家”。也许源于数十年昼伏夜出的盗墓生涯，姚玉忠一到晚间就眼睛特别亮，只要不盗墓，就聚到一起赌博，一赌就是一个通宵。

可以说姚玉忠除了盗墓外，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赌博，可其赌技太差，甚至经常落入圈套。有一次，一个瘸子出老千，让姚玉忠下重注输个精光，最后不得不用自己盗来的玉器抵押。

姚玉忠本人就曾说过，在河北某地下赌场一下子欠下7000多万元赌债，有时来不及出售文物，就直接拿文物抵押，原本值100万的文物折半要50万元，甚至有时直接一折，以10万元低价当场抵押，事后鲜少赎回。

尽管如此，姚玉忠还是认为赌场是最真实的人生，所以他因为输得太多急了眼，才会黑吃黑吃到冯杰头上。

姚玉忠个性孤傲，曾自诩100个考古专家都比不上他一个。也许他对古墓的研究确实有独到之处，但不行正路，终归会善恶到头终有报。

姚玉忠经过多年经营，已形成了资金提供、设备投入、勘探古墓、盗掘古墓、销售分赃的一条龙产业链。他们疯狂的盗墓行径，也已引起的警方的注意。

2015年，辽宁警方为侦破一系列盗墓案，特成立了“11.26”专案组，一举抓获10个盗墓团伙217人，缴获文物涵盖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战国时期、汉代、三燕、辽、金、元、明、清等多个时期的出土文物。

因为涉案人数众多，并且案情复杂重大，遂这一系列盗墓案被称为“红山大案”。而姚玉忠因一人犯数罪，成为此系列盗墓案的头号主犯，并于2016年4月14日，被朝阳市中级法院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以及倒卖文物等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姚玉忠并不打算认账，不仅借用“转世”之说为自己狡辩，甚至还惋惜地说：“我已经找到了秦始皇陵墓入口，还想去秦陵呢，太可惜！”

其实没有认识到盗墓乃犯法行为的不止姚玉忠一人，直到现在姚玉忠老家的亲戚还在说：“姚玉忠被抓太可惜了，他的看山本事，现在人们想学也没地方学了。”

中国自遥远的商代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于是就走了厚葬之风。后来《中庸》又提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简单说就是认为，对待死者要像活着一样，才是真正的孝道。所以人们才会用丰厚的财物给逝去的亲人陪葬。

而厚葬的恶果就是吸引众多盗墓者，甘冒法律制裁风险，不顾道德舆论的谴责，抵制住内心深处的恐惧，在寂静的夜晚将罪恶的斧头伸向古墓。

因为巨大利益诱惑，姚玉忠们意识不到盗墓违法，所以现代不仅存在着盗墓者，而且暂时还无法杜绝。我们唯有加大打击与严惩盗墓贼的力度，以尽可能避免文物的大量流失，以及历史文化考古的断层。

4、65岁的人最需要什么？

我今年在过10来天就53岁了 在我刚退休时觉得真好在家享受了 可没过多久觉得在家呆的寂寞就又出去打了二年工 现在是真的在家闲着了 孩子也不在家 老公上班 没事的时候和朋友出去玩玩锻练一下身体 也回东北看97的老妈我觉得人的心情很重要 余生过半 好好珍惜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5、第二次直奉战争中？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件事的原委我来说一下：

1924年10月23日,正值直奉两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吴佩孚亲自督战接二连三受挫之际,参战的直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与任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倒戈回京。

首先派兵接管全城防务,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并强迫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此即震惊中外的“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

这场军事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冯玉祥(1880~1948 年),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其父为清末旧军小军官,从小随父在保定长大,16岁人淮军当兵,后转投北洋新建陆军,1909 年升为管带。1911 年参加滦州起义,事泄被撤职。

1912 年在其舅父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中任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警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又升任陆军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后改任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1917 年参加讨伐张勋复辟。

段祺瑞主政后，曾抵制其派往南方“援闽”“援湘”,并因 1918 年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而被段免职,后经曹锟再三保荐才被派驻常德兼任湘西镇守使,1920 年调驻河南,次年入陕西升任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

1922 年率部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赶走了赵倜而接任河南督军。同年 11 月调任陆军检阅使。

冯玉祥原属直系,是吴佩孚的部下,而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关键时刻倒戈反吴,发动了北京政变,是有着深刻的背景的。

首先是直系军阀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冯与吴之间争权夺利发展为严重的利害冲突。

冯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战功而升任河南督军,但吴驻节洛阳,飞扬跋扈,独断专行,对冯异常歧视并进行压制。冯初到河南时,只有第十一师1 个师的兵力,接着他便扩充了第七、第八和第二十五计 3 个混成旅。吴对冯实力的增长深怀疑忌,于是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让曹锟免去冯的河南督军,而由吴的亲信张福来取而代之,强迫冯出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

这样一来,调驻北京南苑的冯玉祥即丧失了地盘,又失去了兵源和财源,就是从河南开拔时吴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的 20 万元饷项也没有兑现,致使冯部的饷项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冯玉祥深知吴的用意就是置他于绝境,使他即不饿死,亦必瓦解。

再有当年直系驱迫黎元洪下台之时,冯玉祥承旨发难,以重兵围困公府,逼黎退位,其后曹锟则正位总统,以言翊戴,冯实出力不少。而事后行赏,诸将尽得实惠,独冯为吴佩孚所扼,未得实利,而逼宫恶名,又归之冯。

因此,冯对曹锟心怀不满,对吴佩孚更是恨之入骨,而曹锟的军需处长李彦青对冯部的饷械多方克扣,也增加了冯除李而后快的决心。

其次从外部情况看,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前后,全国人民反对曹、吴的呼声日益高涨。

其三,孙、段、张结成三角同盟联合反直,战前就派人与冯玉祥加强联系,冯亦不断地与孙中山以及奉系张作霖信使往还,冯还秘密地得到奉军的一些军事补给而同奉张达成互不交战的默契。除此之外,日本派遣黄郛对冯玉祥进行游说,对冯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以倒戈相向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冯玉祥的实力大体是:第十一师以及第七混成旅、第八混成旅、第二十五混成旅和骑兵、炮兵各一团,兵员大约有 2 万余人。第十一师师长一职由冯玉祥亲自兼任,而第十一师下辖的第二十一旅旅长为刘郁芬、第二十三旅旅长为鹿钟麟,第七混成旅旅长为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为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为宋哲元。这五个旅长时有“五虎将”之称。

其中,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京东的通县外,其余均驻在北京南苑。在吴佩孚以北京政府的名义声讨张作霖而揭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帷幕前后,冯玉祥部即着手备战。

为了发动这次政变,冯玉祥在战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首先,为了补充兵源,就积极招募新兵,随后便在南苑进行集中训练,并以部将张维玺主其事。冯将其所属的部队集结在南苑,对兵员和武器进行一次总检查,多次对官兵进行训话,以提高战斗力。同时，特别是秘密地联络被吴佩孚认为是“心中之刺,眼中之钉,每时刻都在想方设法要把……弄掉” 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以及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的孙岳等人,与他们暗中达成协议,获得他们“竭尽力量相助”的允诺,相约待后见机行事,这就在直系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冯为首的潜在的反对曹、吴的力量。

而且冯特意事先向曹锟推荐任命孙岳为北京警备副司令的职务,预作内应。对此,冯玉祥在其所著的《我的生活》一书中曾专章叙述“首都革命”的前后情况,他说:

“这时,眼看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一天天接近了,我一面由于内发要求的驱使,一面为了各位朋友的有形与无形的鼓励,暂必相机推倒曹、吴,缩短这一祸国殃民的战争。因此除加紧训练部队外,尤时注意同志的结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奉军分三路进攻,直军亦派三路迎敌,吴佩孚令冯玉祥任第三路,经由古北口以趋热河。冯说:

“吴佩孚这次派我,表面是说古北口这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是因此路遥远险阻,接济困难,意欲陷我部队于绝境。但还不放心,除派王承斌同行,对我监视而外,复令胡笠僧率部相随,嘱咐他,如我有何异动,即就近解决。吴的用心真阴毒,在他要用我为他拼命的时候,仍然蓄意要把我们消灭。可是他万也想不到胡笠僧会把这话告诉我。”

冯提到的胡笠僧，就是胡景翼，胡字笠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在 1922 年冯玉祥任陕西督军时,任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曾随冯军一起参战。而吴佩孚的这一安排,更坚定了冯倒戈相向的决心,加之这时段祺瑞又派人给冯送来一封亲笔信,信的大意是不赞成打内战,并希望冯玉祥对贿选政府有所自处。

随后,张作霖亦派代表见冯,告之“只要推倒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同时,张还出钱百万,以供联络冯之用费。冯当即对奉张代表表示: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倒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于是,冯玉祥在与皖段、奉张暗中联络,又与胡及其部下岳维峻等人进行策划的同时,制定了两套计划：一是如果吴佩孚打赢了这场战争,冯等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到榆关,拦截吴军,不让其回到关内来;一是吴佩孚若受挫吃了败仗,冯等则回师至京发动政变。

是时,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进驻滦平,即秘密给胡景翼去信,让其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并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吴佩孚在前线作战的情报。当冯探知吴在前线作战失利的确讯后,立即抓住时机,命胡景翼马上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及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止吴佩孚的军队西归;同时,冯命其驻在密云的嫡系将领鹿钟麟率部日夜兼程返回北京,会同部将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一同入城;同时又命另一嫡系将领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京郊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以断吴佩孚的后路;另外还命令已抵达承德的部将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期班师。

10月22日,鹿钟麟到达北苑同冯军的兵站总监蒋鸿遇等相见,共同研究进京计划,决定当日晚 8 时即率部由北苑出发,12 时准时抵达北京安定门下。此时,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早已接到冯的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部队入城。23日,冯玉祥到了北苑,并同随后赶到的胡景翼、孙岳等人于次日召开会议,研究军事,政治问题,议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以维持时局。

同时,议决将所属部队改称“国民军”，当即决定由冯玉祥出任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分任国民军第二、第三军军长,继续指挥对直军作战,并决定“曹锟贿选祸国,当然不能容他继续行使总统的职权”,于是向曹提出三个条件:

(1)下停战令;(2)免吴佩孚本兼各职;(3)请曹自动退位。

这时,国民军已经接管全城防务,并派兵占领了京内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通讯机关,包围了总统府,遣散了总统卫队,把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大总统曹锟被囚后,颜惠庆内阁于 24 日提出辞职,一时中枢无主,冯敦请颜留任未果,转而请王正廷组阁又未被接受,最后冯只好请老朋友时任颜内阁教育总长的黄郛出组摄政内阁。11 月 1日摄政内阁正式成立,由黄郛充任内阁总理,其阁员如下：

外交总长王正廷

财政总长王正廷（兼）

交通总长郛（蒹）

海军总长陆军总长司法总长张耀曾

内务总长王永江

农商总长王迺斌

教育总长易培基

参谋总长李烈钧

这个内阁奉系要员只有王永江,因故张作霖非常不满,王亦不肯赴京就职。而各国驻京使团也不欢迎,致使黄郛宴请外交团,因外使拒绝赴宴而作罢。后冯玉祥、张作霖等几经协商,共同决定拥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 11 月 25 日正式就职。

而老奸巨滑的段祺瑞当上执政以后,深知自己已无兵权,于是便凭借张作霖来扼制冯玉祥；假若没有冯军,段又必然受制于张,甚至能危及他的执政宝座,为此,他对冯略施抚慰手段,以满足冯保存实力和扩大地盘的心愿。就当时各派实力而言,在曹、吴被推倒之后,北方已无人能同张作霖的力量抗衡,这样,北京政权实际上就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做了一件轰动国内外而又名垂青史的大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把清废帝溥仪驱逐出宫。他认为:“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明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

溥仪(1906~1967年),为清朝逊帝。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在挟制溥仪退位的过程中,曾于 1912 年 1 月 19 日与清室议定了一个列有八款的优待条件,承诺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民国还要“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的款项,仍由国库照拨不误,帝室“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执事人等“照常留用”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等等。

因此,当时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内的清朝的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而且这个小朝廷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仍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是国中之国,以致于1917年7月,张勋、康有为等人在京城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把 12 岁的废帝溥仪拉出来再次登基。不过,时过境迁,复辟已不得人心,在举国上下的一片声讨之中,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抓住时机,立即在马厂誓师,讨伐张勋,使溥仪仅仅当了12天的皇帝,再次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冯玉祥早年就对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异常不满,辛亥革命时他就参与策划滦州起义,后来又亲身参加讨伐张勋复辟,这次乘第二次直奉战争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吴的直系政权,控制了北京政局,于是他便提请黄郛摄政内阁讨论驱逐溥仪出宫的问题,以实现他的政治宿愿。

经内阁会议讨论,通过修改优待清室条件,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便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修改后的条件大体是:永远废除宣统皇帝尊号,与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由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并特支 200 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溥仪即日移出禁宫,可自由选择居住,政府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酌设卫兵保护；一切私产归清室,公产归政府所有。同时,决定由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名流李煜瀛(字石曾)前往故宫执行。

1924年11月5日,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等人协商,决定带领军警各 20 人,一齐到故宫执行任务。事先按鹿提出的两个步骤,即先由鹿出面迫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即刻迁出故宫,然后由李煜瀛主持进行清室善后事宜。是日上午 9 时 ,由鹿钟麟携带摄政内阁阁揆黄郛的指令,会同张璧、李煜瀛由警备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后随载有军警的卡车两辆,直趋故宫神武门。先将守卫故宫的警察缴械,继又将清室警察卫队约 400 人全部缴械,令其听候改编,并到军机处将清室护军统领毓逖监视起来,令其派人传知宫内全体文武人员,一律不准自由行动。

随即传见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限其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去帝号,迁出故宫,派员移交各项公私物品。经过紧张的催促,并在国民军的威慑之下,绍英人告溥仪终于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移居什刹海甘石桥醇亲王府。随后,鹿钟麟令警卫部队开进故宫负责守卫;李煜瀛也命预先准备的接收人员入宫开始执行接收工作。

溥仪被逐出宫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对冯玉祥的这一革命行动既有严厉的谴责,也有热情的祝贺。北洋军阀、达官贵人大加非议,段祺瑞为此还致电冯玉祥,责备他“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而张作霖亦有同感。

对此,冯氏亲拟了电稿,针锋相对地予以严厉批驳,他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与此同时,英、日、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这一事件也异常关注,纷纷向北京外交部进行探询。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却欢欣鼓舞,认为这是件大快人心之举,并于驱逐溥仪的第二天,即 11月6日,北京城到处悬挂国旗,以示庆祝。

冯玉祥派兵将废帝溥仪驱逐出宫,命其永远废除帝号的举动,是冯氏在北京政变之后做的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连根拔除了几千年的中国帝制,铲除了复辟的祸根,也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竞之功。

为此,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予以极高的评价,并特致电冯玉祥,称“执事鱼日(6 日)令前清皇室全体退出旧皇城,自由择居,并将溥仪帝号革除。此举实在大快人心,无任佩慰。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政治地位为之一变,军事力量大增,即从原来仅是直系一名师长,一跃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从掌握一师的兵力进而扩充为拥有 6 师 8 万人的实力,成为当时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

他派胡景翼率兵进袭洛阳,取而占之。派孙岳率部赴保定,缴了曹锟嫡系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的军械。他派嫡系部队迎战吴佩孚的主力于京奉线。冯部张之江、刘郁芬、蒋鸿遇等在杨村附近与吴的残部进行激烈的战斗,吴部不支,全军覆没,俘虏数千人,获枪无算,终使吴兵败南逃。

应当说,当时冯玉祥在军事、政治上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从北京政变的全过程来看,政变不过是军阀内部变乱而进行的一次倒戈活动,绝谈不上是一次革命,这从政变的结局又把早已下台的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捧为北京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绝好的说明。难怪孙中山说“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但是,对这次政变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应客观地予以充分肯定。

首先,它毕竟推翻了被全国人民唾弃的直系军阀曹、吴政权,从而使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更为孤立,使统治中国十余年的北洋军阀集团处于分崩离析之状;

其次,他对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冯玉祥没有履行迎孙中山北上从政的诺言,然而他邀孙北上至京,就扩大了孙中山与革命的影响,对推动北伐的进行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从而铲除了复辟的祸根,完成了辛亥革命的未竟之功;

第四,国民军的建立,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对后来的北伐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